自行车的主人河源启一郎，是一位打算骑车环游世界、救助贫困病患的日本青年医生。三周前，河源启一郎骑车来到武汉，17日傍晚，他的计划出了点纰漏：自行车失窃了。

按理说，在偌大的城市，偶然的失窃并不算意外。但是，接下来的故事却给了河源启一郎意外的惊喜。他的朋友19日将此事发到微博求助，很快得到5万博友响应，甚至有人将之提升到捍卫城市尊严的高度。于是，河源感动地发现，“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”，自行车最终失而复得……

这个故事，有几个要素不可或缺：失主是外国人士，要周游世界，还是做慈善的——于是这辆自行车的丢失，便显得异乎寻常了。一个偶然事件，也就被放大到关系武汉的国际形象，放大到与世界其他地区道德水准作比。大家善意地认定，不能让行善的人在武汉吃亏受累。武汉网友甚至警方的古道热肠由是显得十分可爱。这样一个呵护家乡形象的集体行为，一方面再次显示了强大的“围观”力量，另一方面也是民气可用的丰富呈现。正是拥有如此积极阳光，珍爱国家尊严、家乡形象的国民，中国才有弥足珍贵的向心力和凝聚力，才能不断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。

只是，要从根本上捍卫城市的尊严，靠一辆自行车的失窃到复得，还远远不够。

“围观”事件圆满结束，这位国际人士享受了一把VIP待遇，感受到网友和警方的热情与仗义。但是，显然不是所有普通市民和游客都有此殊遇。不光是武汉，在中国很多地方，自行车失窃司空见惯。我们显然不能武断地从丢车频繁就认定一个城市的道德沦丧，治安不好，但这至少反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一些疏漏。而从根本上看，这一顽症的久治难愈，恐怕也和某些行政权力对普通人权益的漫不经心有关。

在中国的城市，谁是骑自行车的人？选择骑车代步，往往是这座城市最普通而且收入不丰的劳动者，话语权不大，维权能力不强。而对窃贼来说，下手容易、风险低廉，就算“失手”，小偷小摸也不会重判。于是，非但警方不重视，包括自行车企业、交通管理部门在内，对自行车防窃装置、防窃措施和出行便利设施，也都懒得严密、贴心地设计并实施。甚至连自行车主，对“失窃”也习以为常。毕竟，不可能人人都享受到“警方迅速侦破”的待遇。

其实，一个城市和国家是否体面，不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、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，也不在于其精英人群生活得多么风光，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、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，要让人民群众“实现体面劳动”、“活得更有尊严”。小小一辆自行车的命运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劳动者是否拥有足够体面和安全感的一面镜子。当中国的“张源”、“李源”们也都能获得如此“捍卫”时，我们的城市和国家，才拥有真正的体面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每一个骑车人的故事，都是衡量社会文明水准的一根标尺